每经评论员 徐肖逍

　　江西省通信管理局11月4日通报，反诈针对近期媒体报道的对办电话的遮南昌、九江、卡乱漯河市某某广告销售部景德镇等地有电信、设门移动、懒政联通营业网点，羞布对外地身份证办理电话卡设置预存高额话费、反诈提供工作证明等问题高度重视，对办电话的遮已责成相关企业全面开展排查整改，卡乱切实保障用户权益。设门

　　此前，懒政媒体还发现，羞布漯河市某某广告销售部外地身份证在江西一些地方办理新电话卡的反诈门槛明显“加码”，部分地方电信营业厅即便对本地户籍居民，对办电话的遮也要求提供工作证明、卡乱社保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银行流水等材料中的任意一项。

　　办一张新电话卡，竟需出示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一要求听起来匪夷所思，其本质是让消费者自证清白。为何会有这样的规定？多名营业厅工作人员均以“落实反诈工作”为由解释，但当被要求出示对应的政策文件时，却无人能提供。

　　事实上，公安部等12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早已明确，“无犯罪记录证明”仅适用于“升学、服现役、就业”等法定情形，异地办理电话卡显然不在此列。由此可见，江西部分通信商营业网点的做法完全于法无据，而他们所宣称的“落实反诈工作”理由，恰恰暴露了其法治精神的严重缺失。

　　众所周知，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领域通行的重要原则，其核心在于未经依法判决，不得将任何人视为罪犯。要求用户办理电话卡时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本质上是对这一原则的公然挑战——这种做法无异于将每一位普通用户预设为“潜在犯罪分子”，不仅违背了法治精神，更构成了对消费者人格尊严的隐性侮辱。

　　与此同时，过多索取用户隐私信息的行为，也涉嫌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这既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关于个人信息收集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要求，更可能为后续的数据滥用、信息泄露埋下巨大隐患。在数字时代，隐私权早已成为消费者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突破法律边界、过度索取信息，会严重破坏社会信任的根基。

　　更深层次来看，以“反诈”为由设置额外门槛，本质上是企业“懒政”的体现。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频发，国家大力推进反诈工作，初衷是通过多方协作提升消费者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督促运营商履行主体责任。这意味着运营商本应通过升级技术手段加强风险监测、完善实名核验流程来防范诈骗，而非通过增加消费者负担的方式规避自身责任。要求用户提供非必要的额外资料，实则是将本应由企业承担的风险管控成本，粗暴地转嫁给消费者。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思维，暴露的正是企业管理能力的退化。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通信营业厅对外地身份证办卡“层层加码”，本质上已构成地域歧视。在人员流动成为社会常态的当下，异地办卡的高门槛不仅会阻碍人才正常流动，更会变相剥夺外来务工人员、学生群体平等享受通信服务的权利。而预存千元话费的要求，更进一步将经济困难群体挡在数字社会门外，加剧了本就存在的数字鸿沟。

　　细究之下，办电话卡要无犯罪记录证明，到底能证明什么？答案是“什么也证明不了”——它既证明不了通信服务的安全与有效，也证明不了管理行为的合法性与治理水平的高低。

　　这套“证明逻辑”的荒诞之处显而易见：它要求消费者自证清白，却无法证明自身要求的正当性；它声称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实际却在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它本应秉持服务用户的初心，最终却给用户设置了重重障碍。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不能以“安全”为借口，随意要求消费者自证清白。运营商作为市场主体，在参与社会治理、落实反诈工作时，必须恪守法治边界，通过提升技术手段增强风险识别能力，而非将自身的管理责任转嫁给用户。

　　真正的治理智慧，在于通过法治规范与技术升级，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同时，维护个体的基本权利与尊严。这，才是应被证明的社会进步。